汤姆·查特菲尔德（Tom Chatfield）表示，使用了Facebook或谷歌后，我们所作出的选择，无形中已受到幕后人为偏好的推波助澜。
如今，计算机软件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日益影响着我们的思考。而一个老派观点再次成为新闻：“何为新闻”由一群不可靠的个体来决定。人们发现，原来Facebook会人工决定用户可见与不可见的话题。讽刺的是，那些持“机器将篡夺人类权力”悲哀论的人却认为，关键在于没有一套可行的程序法则来应对这个问题。
目前，最受争议的说法是：Facebook的热门话题选择具有反保守的偏向，大大抑制保守的新闻与观点。对此，Facebook极力反驳。但在3月份，科技博客Gizmodo率先报导这一事件时，就提出了两个紧密相关的原因，解释为什么Facebook会不顾任何政治偏见，使自己陷于尴尬之中：第一，雇员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的存在破坏了“无偏见新闻理想状态”；第二，这些签订了合约的新闻管理者所受到的待遇似乎并不比软件好，他们所负责的事务远超出编辑或领导的责任，受限于模糊的“热门新闻”概念，工作量达标才是首要。
某种意义上，人为角色的存在还不是重点，问题在于意识形态偏见。而重要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信息分享平台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决定用户可见的信息。像Facebook这样的平台，把我们的新闻和信息组织到包罗万象的标题下，比如“热门话题”或“相关话题”，我们却几乎看不到筛选过程。
但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接触的这些微妙的信息变化能改变我们的行为。
Facebook无形中影响着我们的选择
人们发现Facebook的人工编辑控制着你能在新闻推送中看到什么（图源：iStock图库）
要知道其中的原因，就要从行为科学的角度深思。世界各地的政府及其他机构已经把行为科学广泛应用到政策“驱动”上。这就是微妙的战术，促使人们接受某种行为。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把器官捐赠变成一项“可退出”而不是“可参加”的活动。“可退出”制度并没有要求人们登记成为器官捐赠者，而是默认每个人的器官都适合捐赠，个人特别提出说明的除外。这样，简单地把默认前提稍稍变换一下，就能让更多的人进行捐赠了。
为什么人们不喜欢这样的“驱动”？在其他事情中，人们的知情选择权受到侵犯，这让评论家们感到不安。尼克·哈克卫（Nick Harkaway）为艺术与思想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Art and Ideas）写了一篇文章，文中提到：“这样的‘驱动’不是向人们解释问题，让政策适应人们经过深思熟虑的意愿，而是让人们的意愿适应预期的政策。但选择需要技巧，与人们的习惯相关，甚至是大脑构思的细微重组，必须经过实践才能作出更好的选择。”
回到数字世界，驱动战术又是如何体现的呢？当我们遨游于网络世界，我们就要不断地面临选择，比如该买什么、该相信什么，而作出选择的过程中，设计师和工程师就微妙地影响着我们的决定。
毕竟参与信息选择游戏的远不止Facebook。推荐系统越来越聪明，把人工智能、可穿戴技术和物联网的发展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谷歌，还是苹果公司或亚马逊，他们提供的无缝个性化信息推送只是信息选择游戏的代名词。但最要紧的问题不在于人类与机器的矛盾，而在于知情选择与驱动服从。
手头上的相关信息越多，我们就越能做出好的决定：这是一种积极的推动力，是信息技术的基本原则之一。
科技哲学家卢西亚诺·弗洛里德（Luciano Floridi）是《第四次革命》（The Fourth Revolution）的作者，他用“道德支持设定”一词很好地诠释了这一过程，也就是说，清晰的信息会强迫你有意识地作出重要的决定并为其负责，而所作的决定恰恰是这些信息的体现。弗洛里德认为，信息系统应该抵制过度的驱动诱因，不让人们的决定受到人为驱动影响，而是扩大人们的道德责任范围，用道德支撑决定。因此，不要把捐赠器官变成自动默认的行为，让人们自己勇敢地面对这个问题，自行决定。不要无声地把相关设定好了的愿景强加给人们，让用户自己进行修改、质询和提升。
便利性与体贴度、用户想要的东西与可能最适合用户的东西、透明度与商业意识，这些因素之间都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系统对你的了解与你对系统的了解，这两方面的信息反差越大，你所做的选择就越可能成为对未知事物的被动反应。因此，客观的存在与你能知道的事物就会失衡，逐渐发展成为个人的无知。
对此，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事情背后也并非巨大的阴谋。其实，想要在日渐累积的大数据世界找到正确的方向，软件与人工管理的巧妙结合是唯一方法。但需要铭记的是，作为用户的我们与软件设计师有着不同目标；以及，无论仲裁者是程序法则还是人工编辑，只要该软件受掌控，我们就必须承认“人类偏好影响人类选择”这一事实。
